范杰又汇报一下这次北上的全部过程，顺带将蒋孝先写的报告也提交了上去。
一番会谈之结束之后，范杰站起来准备告辞：“对了师兄，后来下午我要为我表舅接风，他刚从德国回来，估计要到兵工署任职，麻烦师兄你一趟，帮我做个陪客，人不多，另外一个陪客是谭伯羽”
酆悌点点头，他明白这是范杰在为他牵线搭桥。
俞大维、俞济时、俞飞鹏、这是在南京政坛上有名的三俞。
蒋激e石虽是奉化溪口人，但是溪口随他发迹的人几乎没有，据传言这可能与蒋激e石幼时饱受邻里之欺有关。
所谓“雷响溪口，雨落奉化”，是说蒋激e石起于溪口，沾光的却是奉化人。
其实在蒋激e石时代，奉化也就是出了俞飞鹏、俞济时和俞大维几个人。
在中国过去封建社会和传统意识中，倚仗本地宗族亲缘、朋党亲友、地域乡情滋生的地方势力，以及逐渐扩张和膨胀的宗族势力集团，影响和渗透着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，特别是在军阀、集团、派系、会党甚至政党结成的年代，地域乡情更是无孔不入的深入侵蚀社会生活各个角落。
范杰的母亲曾氏就是湖南大族曾氏的后人，先祖是曾国荃。而俞大维的母亲同样是曾氏后人，只不过其先祖是曾国藩。俞大维自幼在湖南长大，与长沙诸世家子弟先祖，而从血脉上讲，范杰确实需要称俞大维一声表舅。
俞大维而范杰表舅俞大维，与俞飞鹏、俞济时都是奉化俞家人，但是同宗不同族。
俞大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、圣约翰大学，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，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，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
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，俞大维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，后婉拒美、德等国的高薪聘用，毅然回国效力。
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，又非职业军人，甚至未参加g党，在德国留学与工近十年，期间担任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，此时的俞大维虽与蒋激e石并无交往，但由于蒋激e石对德国的军械装备、军队训练及有关业务都十分崇拜，而俞大维正是这方面的青年专家，再加上俞飞鹏的大力推荐和支持，自然被蒋认为是可用之才。
俞大维抱着满腔热忱回国效力。为了回国，甚至割舍了一段感情，带着稚子独自离开德国。
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，任军政部参事，负责军事采购，和物资分配，范杰在军中也多蒙俞大维照顾，同样俞大维在上海大婚，为伴郎，范杰也参加了这场婚礼。
次年5月，俞大维第二次赴德，任商务专员，负责采购军备，并专门学习军事，包括兵器制造、战役分析，尤其是弹道学。
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，说：“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”
一二八淞沪抗战后，俞大维被蒋激e石急招回国，月初刚刚抵达南京。
范杰电话通知表舅俞大维和谭伯羽接风宴的时间和地点，这是范杰和俞大维之前就商量妥当的，目的是说服谭伯羽再次出山。
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，军火大半仰赖外购，来源分散，制式不统一，面对膏药国灼灼逼人的侵略态势，改进武器生产是极迫切的工。
除了筹建新厂，加强生产能力外，还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。而谭伯羽为这方面的专家，又是自幼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俞大维急切的期望谭伯羽能够来帮自己。
谭伯羽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，之后便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调查部副主任一职。
1928年回国，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一职，后来谭延闿患病，蒋激e石便将谭伯羽调职南京政府文官处，就近照料谭延闿，后来谭延闿病逝，谭伯羽便一直留在了文官处。
谭伯羽在德国期间，表舅俞大维同样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，后来又一起在德国大使馆工，自幼一起在长沙长大的两人，在德国相互扶持，相互帮助，一起在德国度过了8年的时光，1929年又一同回国，一起在军政部工，谭伯羽同样是俞大维结婚时的伴郎。
这次俞大维回国必然会用一大批熟悉的人才，只是谭延闿去世后，谭伯羽有些心灰意冷，不大愿意再在军政部任职，反倒是有些想逃离国内，俞大维几次在电报里邀请，都被他婉言予以拒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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